星期專論》二二八讓台灣進入黑暗時代

2017-02-26

◎盧世祥

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極大的悲劇，不僅過程殘暴慘烈，死傷人數眾多，後續衝擊也全面而深遠。七十年後回顧這一事件，「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怪象猶存，令人痛心憤慨，追究元凶尤為轉型正義重要課題。

二二八的緣起，各方論述甚多。基本的歷史事實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並未讓台灣人成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台灣所迎來的，是另一個外來政權，不但把台灣當戰利品，也把人民當被征服者。起初，有不少人對「回歸祖國」有所期盼，但從與中國接收軍隊第一次接觸，就讓台灣人失望。其後由陳儀所領導的軍政當局，倒行逆施，導致政經文化全面倒退，蒼生受害，社會怨聲載道；二二八是因此所引爆、人民要求改革、同時而全面的行動。其間，台灣人民進行政治交涉、局部武裝抗爭，卒因欠缺有力的領導，無以對抗來自中國的大軍壓境，慘遭屠殺鎮壓而以悲劇收場。

從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底，新外來政權帶給台灣什麼？

先是「接收」的第一次接觸。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當年到基隆碼頭迎接「國軍」，有一段現場寫真：「大家看到一群黑黑髒髒的阿兵哥穿著草鞋、揹著紙傘，腰間繫著網袋從船上走下來時，全部的人都傻住，…那些國軍就像乞丐一樣！大家的心都冷了半截，派這種兵來『接收』台灣，將來台灣還有前途嗎？」

這種「接收」必出問題。詩人、實業家陳逢源一語道出箇中癥結：接收官員貪污很多，大家都說「接收」為「劫收」。吳濁流小說《波茨坦科長》主角范漢智的話最傳神：「台灣真是好地方，由重慶只穿一領西裝，不久就可以做百萬富翁，或千萬長者，真好。」

於是，有如美國學者高棣民（Thomas Gold）對戰後台灣的描述︰「除了經濟與政治倒退，外來的中國投機者也導致法治蕩然、貪污、掠奪、物價膨脹、疫病及全面失序的環境，日本人留下的物質及社會基礎建設遭到極大摧殘。」「台灣人民眼見大陸人掠奪並破壞他們的經濟，降低了他們的物質及文化水準」。

狗去豬來 充分道盡民眾感受

新外來政權如此表現，台灣人民比較前此日本時代五十年，據國際知名戰地記者貝爾登（Jack Belden）報導，一張畫著「一隻從台灣島逃出去的狗和一隻跑進來的豬」的海報到處可見，海報的旁白是「狗雖吵卻能守護人，豬只管吃和睡」。「狗去豬來」，簡單明白，充分道盡民眾的感受。

對台灣人民的感受，當時的新聞媒體有不少著墨，且如實描繪。以《民報》為例，一九四六年三月，台灣「光復」後不到半年，它以社論指「祖國的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十月一日，又以社論道出社會心聲，「由外省搬入許多貪污頹廢的惡作風，把諸君的熱情吹冷了」。次年二月二十七日，它再警告，物價高漲、民生困苦、貧富懸殊已導致社會不安，「這個趨勢走到極端，便會變成整個社會的動亂」。不幸，這一社論發表當天，民怨就在台北引爆。

二二八發生之初，以報紙為主的媒體報導，大都據實陳述；俟大軍已至，陳儀變臉而大開殺戒，新聞自由旋遭壓制，真相與報人一併慘遭謀殺。最狡詐的，三月八日中午，憲兵團長張慕陶還在台北中山堂向事件處理委員會肯定其政治改革目標，並表明願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調兵前來；但同日下午，大軍掩至，且從基隆一路殺到台北。陳儀向蔣介石請兵鎮壓、對台灣人民虛與委蛇的兩面手法至此圖窮匕見，與張慕陶「雙面刀鬼」的中國功夫，直令許多台灣人「祖國」夢碎。

大軍壓境之後，當局把二二八由民眾要求合理改革的社會運動，定性為「奸偽份子的陰謀暴動」，文宣隨之變調。陳儀三月十日廣播出現「搶奪軍械」、「襲擊機關倉庫」、「叛國」等指控，而隨著處理委員會被視為叛亂團體，「暴徒」、「奸黨」、「流氓」、「叛亂」、「事變」等罪名也出現在官方文宣及報導中，甚至還把共產黨拉進來，以轉移「政治腐敗」、「官逼民反」等對其失政之指摘。在重慶的官方《中央日報》還刊登「台胞死傷不足百人，外省人則死傷超過四百」等誤導新聞。

新聞媒體 淪為外來政權禁臠

官方定性定調，企圖合理化其捕殺社會菁英及濫殺無辜民眾的滔天罪行；清鄉、白色恐怖、戒嚴統治繼之，台灣進入政治黑暗時代。社會經此摧殘，二二八成禁忌話題，消失於新聞報導中，不少台灣人竟不知有這一歷史。《聯合報》民調顯示，事件發生四十一年後的一九八八年，公眾不知二二八者達八十五％。

同時，新聞媒體成外來政權的禁臠。本土新聞菁英慘遭翦除，經營主導權盡落入外來族群手中，「侍從報業」或「侍從媒體」大行其道。更嚴重的，戰後長期執政的黨國當局，限制言論，扼殺異議，控制思想，集體洗腦，禁錮心靈，文化霸凌；新聞、學術、文化界以言獲罪，當事人入獄、刊物遭禁的案例層出不窮。

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當局故技重施，企圖把它定位為暴亂事件，且透過其所掌控的媒體，將黃信介等黨外人士盡打成叛亂份子，卒因台灣民主力量已不可輕侮，加上美國施壓，而以失敗收場。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馬英九政府奧步重施，也慘遭民意吞噬。

就此而言，二二八是台灣進入政治黑暗時代的開端；所幸人民奮鬥不斷，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民主自由才得以光臨並扎根台灣。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文化部著手對中正紀念堂轉型正義，停播蔣公紀念歌，今年起每年二二八關閉紀念堂一天。蔣介石的曾孫蔣萬安委員質疑：台灣已經民主化，應該要對蔣中正的「功過」有更全面的呈現，過去威權時代只講功，現在只講過，都只是用主觀的意識形態來呈現歷史，現在的做法跟過去有什麼不同？如此一問，很多人也不免自問：蔣介石的過罄竹難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對台灣何功之有？甚至，對中國何功之有？蔣萬安確實提了一個大哉問。

先說中國部分。蔣介石原為孫文的幹部之一，憑其軍事、政治攻略，一一擊潰其他的同志，復以透過政治聯姻，接收革命正統。從發跡之初到中日戰爭，他費了洪荒之力內鬥戰勝胡漢民、汪精衛，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中心。接下來，國共鬥爭取代蕭牆之禍，平行展開於國共兩黨宣稱的對日抗戰論述。內戰為先，禦侮於後，不論八年或十四年，皆無法、無力將日本逐出家門。繼而，國共兩黨分享美國戰勝日本的紅利，不可說的內戰化暗為明。結局是，民族救星被毛共紅星摧毀，率領殘部轉進台灣，且把「接受日軍投降」當作「台灣光復」。

蔣介石在中國的功過，中國人民早已在一九四九年以行動投票了。蔣宋聯姻、四大家族、特務橫行、派系惡鬥、貪污成風…，種種民國法西斯化病症，把內戰潰敗的國民黨趕到台灣「一年準備、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新敗之餘，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側身國際民主陣營的防共統一戰線，繼二二八屠殺之後，在台灣從事白色恐怖，錯殺一萬，不放一個，本省外省，在所不論。目的只有一個：吹噓反攻神話，捍衛蔣氏王朝。

很簡單的回答，如果蔣介石在中國功大莫焉，怎麼會在幾年之間一敗塗地、逃來台灣？連蔣經國「打老虎」都功虧一簣的貪污共犯結構，逃來台灣會從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當然不會！相反的，法西斯化的黨國，來到小島小民的台灣，把白色恐怖玩得淋漓盡致，並且聚斂了舉世無匹的龐大黨產。二二八屠殺，槍口對準台灣人民；國民黨大軍壓境台灣後，「肅清匪諜（外省族群）」成了夙夜匪懈。今天，擁護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神化蔣氏者，豈是甘於認賊作父？

再說台灣部分。國共內戰你死我活之初，蔣介石受降台灣，毛澤東挺進東北，幾年之間中原變色，國民黨只能寄居「借來」的台灣。有賴韓戰拉開國際戰略新局，中華民國在台灣成為民主陣營默認的「現狀」，其配置角色是防堵共黨勢力擴張。然而，蔣介石依舊不願雌伏於民主價值，對外宣傳自由中國，對內黨國威權統治，鎮壓自由派政治勢力、非黃埔系統不遺餘力。一九七五，終蔣之年，警總盤踞台灣，民主、自由、人權如無物，黨禁、報禁如家常便飯。

更恐怖的是，蔣介石留傳蔣經國，再留傳馬英九、國民黨人的遺產：絕不讓台灣人民（不論本省外省）自由決定前途，只能由中國國民黨當買辦，與中國共產黨私相授受台灣二三五○萬人前途的黑箱模式，直到國民黨完全在野，依舊是國民黨少數權貴之夢，甚至是國共的異床同夢。所以說，在二二八責任歸屬浮顯的今天，仍以有功有過之似是而非為元凶緩頰，只不過是詭異的遁辭。現在台灣人民還在乎這個人，不是出於「永懷領袖」，而是因為轉型正義尚未完成；而台灣人民，包括被欺壓的「本省人」，以及被欺騙的「外省人」。蔣介石如果有功，恐怕就是以其深遠的政治黑影，促成二三五○萬人有共同的覺醒！

在轉型正義聲中，郝龍斌稱若沒有蔣介石帶領國軍保衛台灣，沒有八二三砲戰守護台灣，「台灣還能有今天的民主、自由和開放？」這樣的自我感覺良好都忘了，當年就是蔣介石「總裁」率領國民黨殘部，切割李宗仁「代總統」的中華民國，把中國的國共內戰引入台灣。而且，自由、民主與開放，還是台灣人民跨族群流血流淚的努力所致。在中樞紀念儀式，蔡英文總統宣示：「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狀況，要得到改變！這的確是遲來的宣示，而其行動更不能拖延下去了。二二八七十週年，台灣個別的與總體的受害者更迫切要問：盜匪甲為了逃避盜匪乙而竊據別人的家園，可以把之後的家園無恙視為己功而要求原主人感恩戴德嗎？